当县城老年人开始“炒币”：绝望的“暴富陷阱”

　　当县城老年人开始“炒币”：绝望的“暴富陷阱”这场投资骗局就像一枝幸运之神难得伸出的橄榄枝，看起来门槛很低，操作也非常简便，不需要多少资金，也不要求多高的专业性，他们太需要这样一个可以透进光来的窗口。

　　“应该邀请你去我家坐坐的，但实在是太脏了，因为本人是收破烂的。”魏伟发来微信消息，后面跟着一个害羞的表情。他的家在浙江丽水市遂昌县的一条老街上，是一套50多平方米、分隔成3个房间的平房。屋子里确实逼仄，堆满了瓶瓶罐罐，只留下一人宽的通道，连一张待客的凳子都没有。门口还停着一辆三轮自行车，这是十几年前邻居家搬走时留下的，魏伟捡回来收拾收拾，还能用，就成了收废品时的工具。

　　魏伟原本打算不再收废品。他已经年过六十，头发全白了，腿脚也不好，走起路来有些颤抖。遂昌县城依山而建，地势不平坦，在县城里穿梭时，他常常要蹬着三轮车上坡，十分吃力。有时候卖废品的人住在六楼，没有电梯，他得吭哧吭哧地爬上去，再背着一堆东西下楼。

　　损失源于一场致富的陷阱。2019年10月，一位曾经的老邻居找到他的平房里，神神秘秘地介绍一个“投资虚拟货币”的项目。按照邻居的说法，这是一款国家允许的虚拟货币，投资者需要在平台上开通账号，充入本金买币，然后根据上级的指示，每4天在固定时间点买进和卖出，就像股票一样赚取差价。“他说，这是国家为民造福，知道大家生活比较困难，我们年纪大的人没有地方去挣钱，才开发了这个保本的生意。”听到这个项目能带来的报酬时，魏伟发出一声惊叹：投入5万元，一个月就能赚5000元。

　　这个“致富机会”最早出现在2018年，由两名遂昌本地人刘某华、毛某震从外地引入。城里口口相传的故事是，两人被吸收进了一个叫作“头寸管理”的组织，做虚拟货币生意，发了大财。这个组织有着严密的等级，从上到下依次设置了常务理事、理事、群主等层级。成为群主的条件是邀请至少10个人。每4天的买卖操作后，成员需要向群主上交收益的30%，群主再从中拿出三分之一交给自己的上一级。如果投资者对平台操作不熟悉，想要提现时，就需要由上级“管理者”帮助操作实现。

　　魏伟已经想不起关于这笔“投资”更多花里胡哨的解释，只能从记忆里搜索出“去中心化、比特币、马云”等关键词。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对方信誓旦旦地承诺：保证不违法、保证不遗失、保证本金安全。说这话时，邻居神色严肃，还特意压低了声音，像在讲述一个致富秘诀bwin必赢唯一官方网站。他还掏出手机打开一个名为“Mark”的软件，向魏伟展示自己的“投资”——账户里的6万多元，有零有整。

　　魏伟决定拿出3万元试水。一个月后果线多元“收益”。他决定追加投资。按照“Mark”软件的规定，每个账户最多只能投资5万元，魏伟便借来几位亲戚的身份证号开通账号，追加投资7万元，还说服其他几位朋友加入，自己成了群主。

　　“致富秘密”慢慢在县城里流传开来。在本刊记者接触到的投资者里，有工厂女工、保洁员、超市收银员、退休教师，年龄从40多岁到70多岁不等。2020年是这场“投资”影响规模最庞大的时候，这样的场景反复在县城里重现：清晨五六点，整个小城还没完全苏醒，一批行色匆匆的人已经骑着电动车上街。他们进入某栋大楼，在理事或群主租来的办公室里集中操作一番；大概半个小时后，又急匆匆从大楼里出来，出现在家里或是工作场合。一位阿姨记得，冬季时天还没亮，大家睡眼惺忪地顶着寒风来到“投资”办公室，却从没有过一句抱怨。人们聊着最近的“收益”，畅想赚到一定数额后，就去翻新家里的老房子、给女儿置办嫁妆，或是带患癌症的父亲到大城市治病。

　　幸福畅想一直持续到了2020年10月17日。按照4天一次的规律，那天正是操作交易的日子。清晨6点多，魏伟坐在理事的办公室，发现交易所的软件已经无法登录。许多微信群的消息爆炸了，人们相互询问情况，理事跳出来安慰大家，“出现‘黑天鹅’事件，为了资金安全，交易所要更新换代”。那时，魏伟没有太紧张：交易所之前也曾经关闭过，快则一天，慢则三四天，恢复交易时又换了一个新的名字，但账户里的钱一分没少。

　　不过这一次，软件没有重启。很快，遂昌县公安局发布通告称，破获一起案件。以刘某华为首的多人以炒作虚拟货币为名，引诱投资人注册会员，并不断诱使其发展下线，涉嫌组织、领导活动罪。11月5日，刘某华等人被依法刑事拘留。根据投资者的自发统计，县城有约6000人参与其中，投资了3.5亿元。不过，遂昌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负责人告诉记者，由于存在重复统计数字、一人可以拥有多个账号等情况，实际人数和金额并未达到“6000人、3.5亿”。至于骗局波及多少人，由于平台交易所的服务器设置在境外，具体数据未能统计。

　　在遂昌这次虚拟货币里，中老年人成为受害的主要群体(Bloomberg/ 视觉中国 供图）

　　直到今天，许多受骗者依然无法讲清楚，这个曾经从他们口袋里掏走所有积蓄的“致富机会”究竟是什么样的。只是骗术制作者的话术，总让他们觉得，这个“生意”与身边正在发生的大公司操作似曾相识，感觉“很有道理”。

　　最简单的说法是“刷单”。“头寸管理”的组织者声称，交易的是一款最新推出的虚拟货币，成交量小，需要投资者每4天买卖一次“冲流量”。魏伟把这理解为“就像拼多多一样，邀请新用户买东西，自己还能分到钱”，投资者所得的收益，就是刷单工资。如果面对的是稍微懂些理财知识的人，组织者的话术就会显得更专业一点，将炒币比喻为买股票，但这个平台是和买家站在一起的，“会有特别的手段，能操控涨跌，吸引其他散户加入后‘割韭菜’，让投资者赚到足够多的钱”。

　　而2017年也确实是推出“虚拟货币投资”这套说辞的好时机。就在那一年年底，国际金融市场上比特币刚刚经历一波暴涨，2个月时间就从一枚5000美元上涨到将近2万美元。这股炒币的风潮也传进了遂昌县。城里一位关注虚拟货币多年的受访者还记得当时身边人的疯狂，“虚拟货币是24小时变动的，不像股票有下班时间。投资的人看准了一个币，晚上能通宵不睡觉，看着跌到谷底，就抄底进去，线万元”。虽然县城人里真正懂“比特币”是什么的人不多，但关于高位涨跌的造富神话还是传进了城里的大街小巷。72岁的黄阿姨告诉我，她是在买菜时，被同村一位大字不识的菜贩子推荐了虚拟货币，才跌入“头寸管理”的骗局。

　　在做这次“投资”之前，50岁的杨春秀从没接触过任何理财产品，她在制衣厂里当缝纫工，老公是钢铁厂工人，家里的十几万元积蓄是“两个人打三份工”攒下来的，为了给十几岁的女儿上大学、当嫁妆。工厂里的小组长拉她入伙时，杨春秀谨慎地拒绝了好几次。组长劝她，“县城里好多人在做这个，有大老板、公务员、老师，你那点钱怕什么？”又把她带到更高一级的理事家中，理事信誓旦旦地承诺：“我拿人头跟你担保，一定不会亏本。如果赔了本金，你来我家，我自己掏钱赔给你！”说到“人头担保”时还伸手在脖子处画了条线。

　　除了强调收益率和安全性，“头寸管理”还充分展现了“集团的实力”，常常在全县最豪华的大酒店开动员会。杨春秀记得自己参加过一次冬天的大会，在一间40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里，每一张椅子都套着白色丝绸，桌上还摆着矿泉水。演讲者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头寸管理集团“高层”，40多岁年纪，穿毛皮大衣和靴子，涂大红色口红，“打扮得妖艳，看起来就是有钱人。口才不得了，一个人能讲两三个小时”。“高层”最爱讲，下面人也最喜欢听的一个故事是：有人在十几年前偶然花几块钱买了两个比特币，后来暴涨到十几万元人民币。她把虚拟货币比成“下一个阿里巴巴”，反问在场的人“机会都摆在眼前了，你还不敢抓住吗？还不去奋斗吗？”现场掌声雷动，杨春秀偷偷转头看，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。

　　会议结束后，大家转场到餐厅大快朵颐。一个大圆桌能坐20人，每个人面前的餐具下方还垫着一张精致的餐巾布，餐桌上有海鲜、牛排和鲜榨果汁。“我以为那个布是擦手的。”回想起当时，魏伟尴尬地笑。平时，他连一张单独的餐桌都没有，只是把所有的饭菜打在同一个碗，捧着碗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吃饭。

　　人们也不是没有对所谓的“投资”产生过怀疑。参加完大会后，杨春秀回家借来朋友的笔记本电脑，一个键一个键地敲，在搜索引擎里输入“比特币”和“头寸管理”。她确实搜到了比特币暴涨的文章，还在几篇关于“头寸管理”的文章下方翻看了好几页评论，全都是正面的。平台崩盘后，她恨恨地觉得，“骗子太厉害了，连搜索引擎都被收买了”。

　　这种层层拉人、抽成的形式，一开始让林超想到了“”。他是个生意人，从17岁就开始做买卖，至今已经30多年，也算见过些世面。他甚至亲历过骗局——2007年，他还在做收购毛笋的生意时，一位老乡打来电话，说河南新乡有一场关于毛笋的生意招商会，如果签订合约，能挣一大笔钱。林超坐着火车摇摇晃晃到了新乡，被带到一栋大楼里。门一打开，他就知道自己“掉进窝”。60平方米的房间里铺着榻榻米，二三十人盘腿坐着，最前方还有一个人站在黑板前讲课。黑板上的图案就像一座金字塔，每一层都写着“羊”字，还用向上的箭头标注出了抽成比例。讲课的人唾沫横飞，正在教大家如何在电话里说服亲戚朋友掏钱加入。

　　但“头寸管理”宣传的比特币“投资”，看起来又不像是一场标准的。“，总得传点什么东西吧？要不得把人扣起来逼着打电话吧？”林超心里有点拿不准，“这次的账号密码都在自己手里，又是自己在买币，还能出什么错吗？”这个做了一辈子实业的生意人从没想到一种可能：所谓的交易所、交易平台和后台人员，其实都是“头寸管理”一手搭建的。

　　和以上这些因为相信而堕入骗局的人比起来，高山川可能算一个“清醒的投资者”。他也是遂昌县人，管理着六七个账户，包括自己投入的6万元和表弟的20多万元。但和魏伟、杨春秀、林超不同，他说自己没有线年初刚加入时就知道这是个击鼓传花式的陷阱，但他觉得，这和买一只烂股差不多，只要能及时抽身就有得赚，“有侥幸心理，想着钻点空子，薅完羊毛就走”。9月份，平台关闭半个月前，他和表弟商量，“差不多了，已经赚了几万块，要不取走吧？”表弟劝他，再等一等，可能拿到这个“赌局”的最大回报。回想起靴子落地的那一天，他还没来得及阅读平台关闭通告上写的“疫情、国际安全”等理由，就已经意识到，“这一天终于来了，钱都没了”。

　　遂昌县在浙江省的西南部，整个城区不大，只需要花上半个小时，就能骑电动车绕主城区逛一圈，但城市面貌却很气派。一个外地人穿梭城区时，时常会忘记此刻身处的是一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城。四处可见拔地而起的十几层崭新住宅，像极了一线城市的小区，沿河还有欧式联排小别墅。傍晚时分，最繁华的四层购物中心外墙上闪烁着各个店铺的招牌，身着各色服装的外卖员正进进出出地忙碌。不过在这些干净繁华的街景中，时不时能看到几栋高楼之间夹着一小片低矮破旧的老楼；热闹商业街的背后，是一片破拆了一半的楼房，石块尘土散落，钢筋裸露、耷拉着。

　　这是一座正在更新的城市。那些突兀的破败楼房，是更新尚未完成的部分。遂昌县有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的说法，建设用地不足5%，进入千禧年后，人口慢慢从农村向县城聚拢，小县城的“城市病”愈发严重。当地人告诉我，大概在6年前，县城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：房子大多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楼，外墙漆黑、剥落，有的甚至是土砖土墙，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。住宅区的电线就横在巷子顶上，排水系统不好，常常淹了一楼二楼的住户。马路只有双向两车道，高峰期时，电动车、摩托车全都挤上机动车道，整条路水泄不通。

　　2014年起，遂昌县启动了“城市更新计划”。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简单地向我解释了这个过程：先对城市布局做规划，包括拓宽道路、修建公园、增加绿化，再分批对计划内的房屋进行拆除、重建。“整个县城能用的平地就这么多，老城是不可能舍弃的，只能在原有基础上拆和建。”2017年，遂昌县城里启动了三溪口棚户区改造，开启了当地媒体称为的“史上最大城市更新工作”，也开启了整个城市对财富的想象。

　　遂昌县本来就不是个穷地方。它离义乌只有160公里，上个世纪80年代，最早发现商机的人开始走出县城，去往这个如今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做生意。那是第一批靠做实业富起来的人，如今人们谈论起“谁买了县城里最豪华的别墅”时，还是习惯说“在义乌做生意的大老板”。即便是生活在农村的乡下人，也有自己的赚钱路子。遂昌最有名的农产品是竹笋和茶叶，不少当地人从2000年初就开始倒卖竹笋，从山上低价收购后，卖到其他县城的罐头厂。借着这两三年直播带货的风潮，农产品的市场又更大了一些。但这些机会，都比不上一场城市更新运动给县城带来财富想象的广度。

　　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，几乎每个受访者都会提到2018年前后，城中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是各种“拆迁后一夜暴富”的故事。那时候，高山川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500多平方米的麻将馆，放了30多张麻将桌。高山川的熟客里，有几位正是拆迁户。“沿街有一两个店面，还分到两三套新房子，都租出去，一年几十万收入，可安逸了。”高山川的言语间透露着羡慕，“早知道我也应该买一套能拆迁的房子。人家的起跑线就赢你一大截了，我们从农村里出来的人，起跑线都不知道在哪儿。”

　　也有人抓住了这场大改造带来的机会。2019年，一位受访者发现县城边缘的一条街上，一片新楼盘已经封顶，但中间却还有一片农房区。“不可能这样摆着，一定是要拆的。”他想了许多办法，“拼命去买了一块地”，盖了一小栋新楼房。事实证明，这位生意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——2020年初，这里果然等来了拆迁通知。除去买地、建房的成本，林超还赚到了200多万元。至今，房地产买卖依然是这里的热门行业，在县城主街道之一的北街，有一排一层平房店面，全挂着“房产中介”的招牌。

　　不过本刊记者采访的很多陷入“头寸管理”骗局的人，并没有得到这个城市中流传过的任何财富机会。他们过着最普通的生活，之前没有运气或是没有能力搭上任何一班财富快车。这场投资骗局就像一枝幸运之神难得伸出的橄榄枝，看起来门槛很低，操作也非常简便，不需要多少资金，也不要求多高的专业性，他们太需要这样一个可以透进光来的窗口。

　　杨春秀是一名超市收银员，家里有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和瘫痪在床的母亲，钱能让她的生活轻松一点；黄阿姨是一名保洁员，她希望能从比特币上赚一笔当“保命钱”，生病时去医院能掏得出钱。如果运气好能多赚点，还想修补一下住处。她现在住着村里最破旧的房子，是间解散工厂的宿舍，房龄大概有六七十年了，已经算危房。行动间不小心碰到墙壁，沙土就簌簌地往下落。她说自己在骗局里失去3万元积蓄后，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手上戴的一个镯子。“有人问我，这么穷怎么会有金镯子呢？这个是我妈妈留下的。”她撩起衣袖给我看，“妈妈后来改嫁过，就成了别人的妻子和妈妈，财产都不能留给我。这个金镯子是妈妈去世前偷偷从手上摘下来塞给我的。”

　　魏伟的梦想和别人有点不一样——他想开一家书店。他很少对别人提起这个梦想，“和我收废品的样子反差太大了”。见面那天是3月中旬，一股寒潮刚席卷整个江浙一带，魏伟穿了一件臃肿的旧羽绒服，为了收废品时不弄脏衣服，还在两手的小臂穿上袖套。上了年纪后，他有些驼背，显得个子愈发小。我们在路上走着，魏伟忽然快步走到花坛边上，捡起两个矿泉水瓶子拿在手里，然后露出些不好意思的表情，对我解释说，如果不是因为“投资”失利，他已经好长时间不捡废品了。

　　他喜欢看书。没有废品收的时候，就到新华书店里看上一个小时。他说自己上学时语文成绩拔尖，无奈数学太差，念到高中毕业就停了。在他那间拥挤的屋子里，靠床摆放着一个书架，上面摆着《哲学原理》《朝鲜战争内幕》《陈云文集》《逻辑学案例分析》等各种各样的旧书。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《红日》，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江苏涟水、山东莱芜、孟良崮的三场战役，这本书已经翻得有些破烂，但还是被放在了枕头边上。为了省电，最外间的屋子用铁线悬挂着一颗昏暗的灯泡，只有要看书时，他才会进到里屋，拧开那个奢侈的led灯。

　　魏伟说，自己一生都在做苦力活，“命途多舛”。他把“舛”念成了“桀”的读音。40岁之前，他是捧着“铁饭碗”的轴承厂工人，过着虽不富裕但也循规蹈矩的日子。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，在国企改革的下岗潮中，魏伟成了第一批下岗的人。他离婚早，当时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和正在上学的儿子，只能找了个钢铁厂里三班倒的工作，不上班时，就蹬三轮车收废品——那些种类庞杂的旧书，很多是从别人卖掉的废品里淘出来，擦拭干净后摆上书架的。

　　参加“头寸管理”的“投资”之后，这个开书店的梦想越来越清晰。魏伟的打算是这样的：自己另外租一套房子住，把小平房简单装修，其中两个房间用来放书，另一个房间做成阅读室，供大家免费看书。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“炒币”中，特地买了6个手机，因为每4天买卖虚拟货币时，要在十几分钟内完成，他一人掌管着七八个账号，应付不过来，只能在理事办公室里请其他人帮忙操作，收废品的工作也暂时被搁置了。一方面因为有了更有希望的“事业”，另一方面，自己的“腿脚早就受不了了”。

　　这个美梦一直持续到了2020年的10月。其实，大厦不是突然间倾覆的。如果信息稍微灵通一些，或是在网上检索相关的新闻，就可以看到在2020年8月，苏州、桐城等地的警方已经发出通告，提醒市民警惕“头寸管理多层级团队”。遂昌县里也提前有了风声。8月份开始，有人陆续抽身。魏伟发展的一位“投资者”给他打电话，语气十分着急，要求把3万块钱本金取出来，至于赚来的利息，一分钱都不要了，“公安局工作的亲戚说，那都是骗人的”。魏伟找到上级理事退了3万块钱，交给那位“投资者”。退款时，理事安抚魏伟，“集团运作正常着呢”。他相信了这套说辞，甚至在10月16日——平台关闭的前一天——还从儿子手里要了2万块钱追投。

　　交易所关闭3天之后，几乎所有人都明白，钱再也回不来了。杨春秀一直是瞒着丈夫做的投资。交易所关闭那天，她支支吾吾地告诉丈夫，“十几万全都没了”，一下挨了丈夫两巴掌，被在床上。那几个月，她的鬓角全都白了，晚上整宿整宿睡不着。她好几次跑到理事家里，有时说理，有时咒骂，有时哭着求对方还钱，最后都是以对方报警收场。后来，这位理事承受不了要账的压力，主动投案自首，被判处3年缓刑。杨春秀曾经在村里和对方碰面，她追上去理论，被一句话呛了回来，“法院都没让我还钱，我凭什么给你钱？”采访那天已经是交易所关闭一年半之后，杨春秀仍然没有从打击中走出来。她愤恨地问：“我把理事的照片打印出来，写上犯，贴到他们公司门口，这样犯法吗？”

　　作为发展了好几位成员的群主，魏伟也遇到了上门要钱的人。他安慰大家，自己会把钱全都还上，就像当初承诺的那样。“他们就是因为我才会亏钱，我妈以前跟我说过，‘人’这个字，要有一根看不见的棍子立住，才是人。”他把这些账记在一个小本子上，一共是12万元，并重新开始收废品。

　　不过，除了收废品，这位60多岁的老人也没有放弃其他可能的挣钱机会。这两年，魏伟尝试过卖直销保健品、给短视频点赞返利，都亏了钱。最近，他又在一个茶叶籽油的项目里投了一万元。他给我展示了茶叶籽油的产品和包装，邀请我一起到衢州的总公司去“实地考察”。采访结束几天后，魏伟又发来一个名为《新消费·新财富 共创分享会》的PPT，里面介绍了投资买茶叶籽油后的积分分红规则，频繁提到“分享经济、共同富裕”。我劝他，要看好自己的钱包，不要再轻易投钱。他兴致高昂地告诉我：“不用担心，这是国家认证的产品，有高科技，对治疗新冠肺炎都有用的。”